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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，上海一所医院里，毛岸青之子毛新宇探望了一位96岁的老人，老人沉默许久，才谈起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这位老人名叫李云。
关于她的经历，主要见于相关回忆材料。
老人年纪已高，记忆却依然清楚。
她告诉毛新宇，自己当年曾奉命寻找毛岸英、毛岸青兄弟，任务之所以多年不能对外讲，是因为涉及地下工作的机密。
她说：“当时没有明确说明孩子的身份，只知道他们是烈士后代。
” 毛新宇听完，眼眶很快红了。
他没有想到，父亲毛岸青和伯父毛岸英年幼时，竟经历过那样一段颠沛生活。
更没有想到，几十年前那次寻找，曾牵动毛泽东的心。
事情要从1927年说起。
秋收起义前，毛泽东回到湖南板仓，看望妻子杨开慧和几个孩子。
那时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，毛泽东即将奔赴前线，杨开慧明白，这一别可能很久，也可能再难相见。
临行前，她为丈夫准备行装，又叮嘱他注意隐蔽。
夫妻二人没有太多话可说，许多意思，只能藏在目光里。
毛泽东离开板仓后，杨开慧继续留在那里照顾孩子，同时承担着联络和掩护工作。
秋收起义后，部队转向井冈山。
毛泽东忙于整顿队伍、建立根据地，杨开慧则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活动。
敌人把对毛泽东的仇恨，转移到了他的家人身上，并悬赏缉捕杨开慧。
她曾多次在乡亲掩护下脱险。
可是，危险并没有因此消失。
1930年，杨开慧在板仓附近被捕。
敌人逼她声明脱离革命，并要求她与毛泽东断绝关系，她始终没有答应。
同年11月14日，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，年仅29岁。
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时，他一度难以接受。
此前，关于杨开慧被捕、遇害的消息屡有传来，真假难辨。
直到情况得到确认，这位长期在战火中奔走的革命者，才真正面对妻子牺牲的事实。
杨开慧去世后，三个孩子的安置成了难题。
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，毛岸青出生于1923年，年纪都还很小；
幼子毛岸龙出生于1927年，更需要家人照料。
杨开智等亲属设法把孩子转移到上海，再由地下组织安排他们进入大同幼稚园。
那所幼稚园收容的，多是革命者的子女。
孩子们在那里生活，并不意味着从此安全无忧。
身份必须隐瞒，行踪不能暴露，照料他们的人也随时可能遭遇危险。
毛岸龙后来因病去世，这对年幼的毛岸英打击很大。
可在给父亲写信时，他没有大哭大诉，只是报平安，仿佛自己已经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中长子的责任。
这样的懂事，并不是天生早熟，而是苦难逼出来的。
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地下工作的许多关系被破坏，大同幼稚园不得不解散。
毛岸英和毛岸青再次被转移，后来寄居在董建吾家中。
随着局势变化，接济中断，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。
兄弟二人不愿长期拖累别人，便离开住处，在上海街头谋生。
他们做过小工，也在摊贩处帮忙，最艰难时只能靠捡拾废弃物充饥。
毛岸英年纪虽小，却始终保持警惕，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世。
寻找他们的任务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。
1935年，李云被调往上海地下系统。
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很特别：寻找两名失散多年的烈士遗孤。
由于保密要求，她起初并不知道孩子的真实身份，只掌握了极少线索。
她不能张贴告示，也不能四处打听，更不能让敌人察觉目标的重要性。
上海街头流浪儿童很多，要在其中找出一对兄弟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李云只能利用零散信息，一处处寻找，一点点排查。
有一天傍晚，她在城隍庙附近吃饭时，发现两个衣着破旧的孩子在附近徘徊。
两人的年龄、相貌和彼此关系，都与掌握的线索相符。
李云没有贸然接近，而是先请他们吃饭，观察他们的神情和反应。
两个孩子埋头吃饭，几乎不说话。
那份戒备，反而让李云更加怀疑。
她随后把情况报告上去，经核查，两个孩子正是毛岸英和毛岸青。
消息传回后，组织设法将兄弟二人送往苏联。
多年失散、流离街头的生活，终于告一段落。
对毛泽东而言，这不仅是两个孩子被找到，更是妻子牺牲后，他长期悬着的一颗心有了着落。
据回忆，毛泽东曾写信向李云致谢，表达的并非普通的工作嘉奖，而是一位父亲对帮助自己找回孩子的感激。
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，许多细节长期不能公开。
2011年，毛新宇与李云谈起这段往事时，老人说，直到有关方面确认保密期限届满，自己才可以把当年的经历讲出来。
毛新宇听后说道：“您是毛家的恩人。
” 李云却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。
她认为，自己只是完成了一项任务，真正付出生命的，是那些在隐蔽战线上无声坚持的人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段往事被保存下来时，重点从来不只是一个孩子如何被找到，更是那个年代无数家庭在动荡中彼此守护的真实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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